唐朝时期的录囚也称“虑囚”。通过录囚不仅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牢牢掌握治狱大权，而且通过皇帝和官吏的录囚活动，能够平反冤狱，疏决淹囚，减少囚犯瘐死，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。

1. 皇帝亲录囚徒

唐朝皇帝的录囚活动较为频繁，并成为赦事之一。如高祖李渊武德四年（621 年），对“盗非窃伤其主，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”。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（628 年）“亲录囚徒，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，纵之还家，期以明年秋即刑。及期，囚皆诣朝堂，无后者”，遂下诏全部予以宥免。贞观五年（631 年）进一步把录囚作为定制，“诸狱之长官，五日一虑囚”。高宗李治即位，仍遵贞观旧制，凡“京城见禁囚，每日将二十人过帝自虑之，多所原免”d。唐以后录囚已成为实行特赦的固定制度。贞观二十一年（647 年）后，唐太宗每视朝录囚 2 万人，对罪囚广泛实行宽宥。

唐朝皇帝录囚活动频繁，并且把录囚与赦免密切结合起来，作为对罪囚实行宽赦的一项重要制度。当然十恶大罪不在录囚赦免之内。除此之外，“量情降宥”，“降死至流，流降入徒，徒降入杖，杖者并放。”e

2. 官吏定期录囚

唐朝时期把录囚作为司法长官和监狱官吏的职责之一，规定他们要定期录囚。唐太宗贞观五年（631 年）规定：“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。”《唐六典》也规定，唐朝诸州刺史每岁一巡属县录囚，御史台监察御史巡行州县录囚。唐律还规定：“每年正月遣使巡复狱情，所至阅狱囚杻、校、粮饷不如法者。”b可见，唐朝时期官吏录囚不仅形成定制，而且录囚内容也有所扩大，包括平理冤狱、疏决淹囚、惩罚官吏在监狱管理中的非法行为等。总之，唐朝录囚制度是值得肯定的一项制度，通过各种方式录囚，客观上起到了疏通监狱，察冤平反，监督狱政，防止冤狱滞狱，有效统一调整审讯、刑罚、监狱行刑的作用。